越野车的轮胎在碎石路上打滑时，我才真正明白“望归顶”这三个字的分量。导航早在半小时前就变成了一片雪花屏，手机信号栏空得像被啃过的骨头，只有副驾座上老郑递来的手绘地图，用红笔圈着山顶那间废弃的护林站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：“入夜别开窗，听见敲门声别应。”

“这地方邪性得很，”老郑叼着烟，烟灰落在沾泥的冲锋裤上，“我年轻时候跟队上来过一次，有个伙计半夜好奇，开了窗看月亮，第二天人就没了，只在窗台上留了半只鞋。”

我叫林野，是个自由摄影师，这次来望归顶，是为了拍一组“山巅孤灯”的照片——据说每月十五的夜里，山顶护林站会亮起一盏油灯，灯影里能看见个穿蓝布衫的人影，像在等什么人。老郑是当地向导，也是唯一敢在冬天带外人上望归顶的人，出发前他反复强调，拍完照片就走，绝不能在山顶过夜。

车停在山脚下的废弃村落时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村里的房子大多塌了顶，断墙上爬满枯藤，像老人皱巴巴的手。老郑从后备箱里拖出两个登山包，又摸出一把生锈的铜钥匙：“护林站的门还能用，里面有张木板床，你今晚凑合一晚，我在山下等你，明天天亮上来接你。”

“你不跟我上去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地图上标注的登山路线有五公里，全是陡坡，夜里走确实危险。

老郑猛吸了口烟，把烟蒂扔在雪地里：“我这老骨头，经不起山顶的风。记住，不管听见什么动静，都别开门开窗，油灯要是自己亮了，就把头蒙在被子里，别睁眼。”

我点点头，接过钥匙塞进兜里，背着装满摄影器材的背包往山上走。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，登山杖戳进积雪的声音在寂静的山林里格外刺耳，每走一步，都觉得身后有双眼睛盯着自己。偶尔有风吹过树梢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，像有人在哭，又像有人在喊名字。

爬到海拔一千六百米时，我看见远处山顶有个黑影，像是护林站的轮廓。可走近了才发现，那根本不是护林站，而是一棵枯死的老槐树，树干上缠着几圈褪色的红绳，枝桠上挂着几个破灯笼，风吹过，灯笼晃得像要掉下来，里面的灯芯早就成了灰。

“难道地图画错了？”我掏出地图，借着头顶探照灯的光反复看，红笔圈的位置明明就在这里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不是我的登山靴踩雪的“咯吱”声，而是软底布鞋擦过雪地的“沙沙”声，很慢，一步一步，离我越来越近。

我猛地回头，探照灯的光柱里只有漫天飞雪，没有任何人影。可那脚步声还在响，像是从地下传来，又像是从树里钻出来，绕着我转圈。我握紧登山杖，心脏跳得像要炸开，突然想起老郑的话——“入夜别开窗”，可我现在连护林站的门都没找到。

就在这时，树干上的一个破灯笼突然亮了，不是油灯的暖光，而是惨白色的光，照得周围的雪都泛着冷意。灯笼里，慢慢映出一个人影，穿蓝布衫，梳着麻花辫，背对着我，像是在看远处的山谷。

“谁？”我大声喊，声音在山里回荡，却没有回音。那个人影慢慢转过身，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——脸色苍白，眼睛很大，嘴角却向下撇着，像是在哭，可脸上没有眼泪，只有一层薄薄的霜。她的手里，拿着一盏油灯，灯芯跳动着，却没有一丝暖意。

我吓得后退一步，差点摔倒，转身就往山上跑。可跑了没几步，就撞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抬头一看，竟是护林站的木门，门板上裂着几道缝，门环是铜的，锈得发黑。我掏出钥匙，手抖得厉害，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

我冲进护林站，反手把门关上，还抵上了一张破桌子。护林站里很简陋，只有一张木板床，一个掉漆的柜子，还有一张缺了腿的桌子，桌上放着一盏油灯，和刚才那个女人手里的一模一样。墙角堆着几捆干柴，地上积着一层薄灰，看样子很久没人来过了。

我靠在门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探照灯的光扫过房间，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纸，上面是手写的字，墨水已经泛黄，字迹却很工整：“民国三十七年冬，雪。阿爹去镇上换盐，说三天就回，如今已过半月，我在山顶等他，夜夜点灯，盼他归来。”

下面还有几行小字，字迹越来越潦草：“第七夜，听见山下有脚步声，不是阿爹。”“第十夜，油灯灭了三次，窗外有黑影。”“第十五天，我看见阿爹了，他在树下，没穿鞋子，我喊他，他不答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