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捏着那两百块钱，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，人太多了，空气里全是汗味、方便面味，还有一股子海鲜干货的腥咸，混着听不懂的鸟语，直往人脑子里钻。

后背的伤火辣辣地疼，每走一步，脚踝都跟针扎似的。

当务之急，是找个地方先躺下，把自己处理一下。

旅馆我是万万不敢住的，浑身上下就二百块，不知道得坚持多久。

我瘸着腿，顺着人流往那些灯光昏暗的小巷子里钻。

专挑那种门口挂着“住宿”两个字、连霓虹灯都舍不得装的破地方。

最后，我在一条能闻到厕所味的巷子深处，找到一家叫“广源旅社”的。

老板是个瘦老头，穿着白背心，正拿个小本本算账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

“住店？”他用半咸不淡的普通话问。

“对，最便宜的床位多少钱？”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逃犯。

“二十，”他头也不抬，“押金五十，身份证。”

“大哥，行个方便，”我从兜里掏出烟，递过去一根，“我从重庆过来，钱包在车上被摸了，身份证也在里头。您看，我就住一晚，明儿朋友就给我送钱来了。”

老头终于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圈，从我皱巴巴的衬衫，看到我脸上没消肿的淤青，最后停在我瘸了的腿上。

他没接我的烟，吐出一个字：“三十。”

我心里骂了句娘，脸上还得堆着笑：“要得，三十就三十。”

交了钱，老头扔给我一把油腻腻的钥匙，指了指楼上：“三楼，307，厕所公用，热水晚上八点到九点。”

房间小得可怜，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，一张缺了角的桌子，墙上糊着发黄的报纸，依稀能看到“发展才是硬道理”的标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