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下了一夜，天亮时分才渐渐停住。窗外的云阳县城从雨幕中显现出来，湿漉漉的青石板路反射着初升的日光，江面上雾气氤氲，码头的喧嚣声隐隐传来。

耗子天没亮就醒了，或者说他就没怎么睡踏实，眼袋浮肿，在病房里来回踱步。

水生的状况依旧没有明显好转，高烧退下去一些，但人还是昏迷不醒，医生说这是身体机能极度衰竭后的自我保护，能不能挺过来，就看自身的意志和接下来的用药了。

“妈的，这都过了快十二个钟头了，人呢？”耗子第无数次看向窗外，嘴里嘟囔着。

我心里也急，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，但面上还得稳住。“黄海这种人，一口唾沫一个钉。他说二十四小时，就不会等到二十五小时。等着吧。”

话虽如此，每一次病房外的脚步声，都让我们的心揪一下。来的不是护士就是医生，或者别的病人家属，那期待一次次落空的感觉，像是在受刑。

快到中午时，我和耗子轮流去医院门口的小摊上买了几个馒头，就着白开水囫囵吞下，味同嚼蜡。回到病房，刚推开门，我和耗子都愣住了。

病房里，除了躺在床上的水生，还多了一个人。

一个穿着朴素、甚至有些土气的中年男人，正背对着我们，弯腰站在水生的病床前，似乎在观察水生的脸色。他身材不高，略显瘦削，脚下放着一个半旧的、鼓鼓囊囊的帆布包。

“你谁啊？！”耗子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语气充满了警惕。

那人闻声直起身，转了过来。他约莫四十多岁年纪，皮肤黝黑，脸上带着常年在户外劳作留下的风霜痕迹，五官普通，扔人堆里都找不出来那种。唯一特别的是他那双眼睛，不大，却异常沉静，看人的时候，像是两口古井，波澜不惊。

他看了看耗子，又看了看我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用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官话问道：“哪个是陈默？”

“我是。”我上前一步，挡在耗子和水生之间，打量着他，“你是？”

“黄老板叫我来的。”他言简意赅，弯腰提起了那个帆布包，动作看起来并不费力，但那包落在地上时发出的沉闷声响，显示分量不轻。“钱在这里，你们点一下。”

他说着，把帆布包放在旁边的空病床上，拉开了拉链。

我和耗子的目光瞬间被吸引过去。包里不是一沓沓整齐的百元大钞，而是各种面额都有的纸币，五十的、十块的，甚至还有几张五块的，捆扎得整整齐齐，将整个包塞得满满当当。